還記得前文提到的，藥仔會社最大的股東，實際上就是新營糖廠嗎？

這兩間同在新營，距離僅2KM不到的日本政府培植的企業，一顯一隱，互為表裡；糖業是表面上日本政府大力推行的出口大宗業務，而藥廠因古柯鹼的敏感關係，常常都是隱密活動，表面上也不是由政府成立的「國營企業」。

實際藥仔會社的社長為「高橋是賢」，其父即「高橋是清」——當時日本的內閣總理大臣兼大藏大臣、政友會總裁，政治勢力如日中天。由其長子主導的藥仔會社的官方政治色彩，不言而喻[1]（藥仔會社的政治成因，請參閱另一篇專文〈以「藥」為名的權力鬥爭－藥仔會社的起建背景與高橋家族〉）。

以後世考證爬梳的資料來說，儘管藥廠的經濟效益是遠大於糖廠，但其本身得以建立崛起，還是在糖業打下的基礎上，例如交通運輸需仰賴糖鐵。

在當時的新營，糖、藥就是有著這麼微妙的關係，就如同古柯鹼為世界、為台灣人民帶來的影響，也可以說是有著「甜與苦、毒與藥」難以言喻評斷的兩個面向。

雖然藥仔會社因日治政府的政策，將台灣的製藥方向限縮於製造軍用備品，其帶來的經濟紅利台灣人民也未必能夠嚐到，然其帶來的藥用植物植栽知識技術、台灣製藥工業的起步以及吸引大量人口移入等，仍然對台灣、新營的成長具有關鍵的影響。

如果不是古柯鹼產業在台灣的成功，也就不會有金雞納與其他藥用植物的栽種。金雞納不僅是其時台灣僅次於古柯鹼的出口藥物，同時也是解決當時台灣瘧疾疫情的大功臣；藥仔會社 也不僅是招募粗工，有延請當時台灣藥學人才，擔任工場主任。

[1] 何況，高橋是賢曾任安部幸商店的社長，安部幸商店就是新營糖廠的股東與監事。實際無論新營糖廠還是藥仔會社，都是受日本政府指示扶植的企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