甜與苦、毒與藥—藥仔會社的起落

如今的台灣,已是享譽國際的醫藥王國,而台灣醫藥產業的起始,普遍認為是日治時期。尤其製藥產業,其濫觴即為1923年在新營成立的「台灣生藥株式會社」,台灣人慣稱為「藥仔會社」(後文皆以「藥仔會社」稱之),這是許多台南、新營在地人都不知道的過去。

新東舊時光,是這當時遠東最大的製藥廠,僅存的公有原建物[1],為單身員工宿舍。

如今的藥廠,已經是提供在地學子良好教育的新東國中。這台灣製藥工業的開端,幾乎就要凐沒於過去的長河中。

藉著新東舊時光及周邊「藥仔公園」等的修復建立,這段屬於台灣人民曾經的生活經驗及記憶,希望能夠使模糊重現清晰。

本文著重還原呈現起建於新營的藥仔會社,如何成為台灣製藥發展的肇端及其衰落的原因;至於藥仔會社的起建背景、社長高橋家族的故事,請參閱另一篇專文〈以「藥」為名的權力鬥爭-藥仔會社的起建背景與高橋家族〉。

一、新東舊老宅曾是遠東最大藥廠的員工宿舍

(曾經遠東最大的古柯鹼製藥廠「藥仔會社」如今已是洋溢青春活力的新東國中。攝影:MaxFJ)

1922年,日本治理台灣20餘年,預定將藥仔會社設置於台南州新營郡新營街65番地[2],即今新營新東國中一代的位置,占地約5公頃,建築涵蓋工廠、餐廳、俱樂部、員工宿舍等區,涵蓋今日新東國中、新東舊時光、新營檢察官辦公室、新營調查站、新營監理站。

其中新東國中即其工廠,新東舊時光為其單身員工宿舍,新營檢察官辦公室是員工餐廳……,但這些舊建物皆已拆除改建,目前唯一保留原建物的公有資產即新東舊時光。

這個單身員工宿舍,在民國時期,轉為公家宿舍,曾是前財政部長許嘉棟一家的故居,留有許家人美好的生活記憶,至今已有90幾年的歷史。

藥仔會社,當年號稱遠東最大,也是彼時台灣最具規模的製藥工廠。這樣的一間藥廠,肯定有更多來去的人們,如今不僅公司未能續存,就連建物也完全消失,在這個起落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、這個屬於當時新營人的共同回憶是什麼樣子的,這是本文最關注的面向——也許,我們可以從其核心商品「軍用局部麻醉劑[3]」為引線來看起。

(新營檢察官辦公室。曾經也是藥仔會社的一部分,為員工餐廳。攝影:MaxFJ)

二、南臺灣曾經滿山都是古柯鹼

現今白河的山坡地上,是整片的柑橘樹,冬季時,滿山金黃;但在100年前,這裡是滿山紅白相間的綠樹,古柯樹的林地。在當時,所謂的「藥仔」,指的就是「古柯鹼」。

1920-30年間的南台灣,不僅白河,嘉義社口一帶,也種著上百甲的古柯林。

現今常人聞之色變的古柯鹼,歷史悠久,實際上曾是印地安人的「檳榔」,是他們生活不可或缺的聖草,也曾經是「可口可樂」的原料之一,更曾經被心理學大師佛洛伊德推薦做為嗎啡及酒精上癮的替代品。

更不用說,古柯鹼曾經是最重要的醫用麻醉藥物,是不可或缺的戰備資源。只是遭到濫用,才沾染了汙名。

1923年藥仔會社正式創立營運,其主要製造生產出口的便是「古柯鹼」及「奎寧」[4]。當時台南白河崎山和竹門,為其原料林場,栽植面積最大,達184甲[5]。嘉義方面,則是後來進駐的「星製藥株式會社」(後文皆簡稱「星製藥」)所有。

而藥仔會社的最大股東,就是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(後文皆簡稱「新營糖廠」),即現今的「新營糖廠」;藥仔會社之所以會建立在新營,除了鄰近林場外,最重要的是因此處有著運糖鐵路和其餘鐵路網的交會,集運輸之大成。

藥仔會社的歷史,實同為新營糖業與鐵路發展史的極佳見證。

三、昭和台灣的古柯鹼與金雞納狂潮

「一間藥仔會社勝過三間糖廠。」

說是「遠東最大」,昭和時期的台灣,藥仔會社的產值到底有多高?由這句在老一輩新營在地人口中相傳的話語,也許能夠一窺其盛況。

「糖」是一般認知日治時期台灣最具經濟效益的產業,但光是一間藥仔會社的經濟產值,就高過三間糖廠。尤其時逢戰爭世代,軍用麻醉藥劑等,肯定是全世界的剛需。

1933年,全世界的古柯葉輸出量,估計是870公噸左右,台灣就佔了103公噸,是全世界產值的1/8!而且只有台灣在東亞,其餘幾乎都是南美所產,遠東最大毫不誇張,甚至可以說是「遠東唯一」。何況當時因古柯鹼的敏感性,日方很多數據都是秘密資料,也許遠比帳目上來得多。

台灣有這樣種植和生產的規模,除日方政策之外,主要需歸功於台灣得天獨厚的環境。當時日本有120種認定的藥用植物,其中半數無法在日本當地種植,只能在台灣完整栽培。因台灣地勢從平地到高山、氣候從熱帶到寒帶,大多數的植物都有其適合栽種的地方。

當時的日本報紙,還曾經以「處在特別位置,且蒙受上天恩賜」稱讚台灣的藥用植物栽培環境。

而說起調酒中很受歡迎的基底「通寧水」,即是使用「奎寧」做為香料。在能夠化學調製之前,是由「金雞納樹」的樹皮所提煉的。在成為調酒基底前,這個奎寧可是治療瘧疾最重要的藥物[6]

日治時期,最早接收台灣時,台灣的衛生條件還很差,先是要處理鼠疫的問題,再者又發現比鼠疫傳播更廣、更難解決的由蚊蚋傳染的瘧疾[7]。在解決這些衛生問題時,也慢慢帶起了台灣的製藥產業。

金雞納跟古柯一樣,是南美洲的原生物種,日本人認為這個在戰爭世代,是極重要且有極高經濟價值的產物,但日本國內的氣候和地形都不適合栽種,在各地試栽,發現台灣的成效最好,於是在台灣大量投資開闢林場。

古柯鹼和奎寧,就成為了當時藥仔會社最主要的兩個出口商品,並且此廠是有精煉能力的藥廠。隨著藥仔會社的成功,此後其餘日本的政治勢力、財團、藥廠也紛紛投資在台灣建立林場和藥廠;其中最具規模的,仍屬藥仔會社和星製藥。

他們帶起了新營和嘉義的人口成長,大量的工作機會吸引移工,在當時有許多人是「南漂」人口[8],讓新營頓時鬧熱發展起來,也為台灣的製藥工業奠定基礎。

四、甜與苦、毒與藥

還記得前文提到的,藥仔會社最大的股東,實際上就是新營糖廠嗎?

這兩間同在新營,距離僅2KM不到的日本政府培植的企業,一顯一隱,互為表裡;糖業是表面上日本政府大力推行的出口大宗業務,而藥廠因古柯鹼的敏感關係,常常都是隱密活動,表面上也不是由政府成立的「國營企業」。

實際藥仔會社的社長為「高橋是賢」,其父即「高橋是清」——當時日本的內閣總理大臣兼大藏大臣、政友會總裁,政治勢力如日中天。由其長子主導的藥仔會社的官方政治色彩,不言而喻[9](藥仔會社的政治成因,請參閱另一篇專文〈以「藥」為名的權力鬥爭-藥仔會社的起建背景與高橋家族〉)。

以後世考證爬梳的資料來說,儘管藥廠的經濟效益是遠大於糖廠,但其本身得以建立崛起,還是在糖業打下的基礎上,例如交通運輸需仰賴糖鐵。

在當時的新營,糖、藥就是有著這麼微妙的關係,就如同古柯鹼為世界、為台灣人民帶來的影響,也可以說是有著甜與苦、毒與藥難以言喻評斷的兩個面向。

雖然藥仔會社因日治政府的政策,將台灣的製藥方向限縮於製造軍用備品,其帶來的經濟紅利台灣人民也未必能夠嚐到,然其帶來的藥用植物植栽知識技術、台灣製藥工業的起步以及吸引大量人口移入等,仍然對台灣、新營的成長具有關鍵的影響。

如果不是古柯鹼產業在台灣的成功,也就不會有金雞納與其他藥用植物的栽種。金雞納不僅是其時台灣僅次於古柯鹼的出口藥物,同時也是解決當時台灣瘧疾疫情的大功臣;藥仔會社 也不僅是招募粗工,有延請當時台灣藥學人才,擔任工場主任。

不同於其他投資企業,僅在台灣種植古柯林場,或粗加工廠,仍需將原料運回日本精煉;藥仔會社除了林場以外,本身即具能夠提煉古柯鹼的工廠。

儘管薪資結構台人低於日人,這些產業技術的引進、醫藥人員的經驗歷練,甚至因藥瓶的需求,帶動了「玻璃」產業[10],終究還是為台灣帶來成長與發展。

隨著藥仔會社的成功,其後除了星製藥以外,塩野義製藥會社、資生堂藥鋪、武田製藥株式會社……等,也紛紛進駐台灣投資生根(這些品牌名是不是現在的我們也都很熟悉呀!)並且,隨著各大藥商的進駐,還帶起了「漢藥」、「科學漢方」的發展。

日治時期所謂的「漢藥」,即現今的「中藥」;「科學漢方」,即現今的「科學中藥」,在日治後期,以及國民政府初期,可是一般台灣家庭、鄉下人家的救命藥!

五、漢藥廠的後浪推前浪

因糖業的成功,將糖業的資源轉注於古柯鹼產業;又因古柯鹼大獲成功,使日本注意到台灣製藥產業的潛能,有了金雞納樹的栽植與奎寧的提煉;金雞納樹所帶起的「規那學」(即「奎寧學」)吸引日本知名藥廠的注意,於是紛紛進駐台灣,甚至在台設廠。

這些藥廠後來結合台灣本有的漢藥藥房,漸漸融合蛻生出屬於台灣自己的製藥產業,同時也為台灣當時的醫藥衛生環境帶來極大進步。

這就是甜與苦、毒與藥的真意。

台灣的產業發展是一環扣一環,所有的事物也許未必是以台灣獲利為出發點,但經過這些歷練,最後都被台灣釀成了自身的甘味與良藥。而這個有趣卻意義非凡的開端,就從一個現今看似平凡的新營啟始。

說起台灣自身的藥業,看起來跟獨尊古柯鹼的藥仔會社無關,實際上若無古柯鹼,就沒有後來的金雞納,沒有金雞納,也就沒有後面日本知名藥廠的進駐、帶入企業化的經營及思維,台灣漢藥便無法規模化、風潮化。

而日本自身的藥業發展,實與台灣相互依賴。除了前文所提到的,日本有60餘種的藥用植物,都需要在台灣才能夠栽植,台灣等於是他們的醫藥實驗室。日本當時最著名的成藥萬靈丹「仁丹」,就是源於創辦人「森下博一」在台灣的生活觀察經驗,為其隨軍進駐台灣生活時,看到在當時瘴癘橫布的環境裡,尋常百姓間會流傳自採自製的草藥、膏藥、藥丸,以抗治病疫,所獲得的漢藥靈感。

這樣的靈感,讓森下博一後來得以研創出以漢方生藥(即現今之中藥材)製成的銀色仁丹。

「森下仁丹」(前身「南陽堂藥房」)除了在當時的日本是銷售第一以外,也在台灣引起風潮,而且台灣的環境,甚至比日本本地更適合生產製造這小小顆的銀色救命丸。

(圖片為森下仁丹早期的招牌。翻攝自侘寂文學館之收藏品,奇摩拍賣100896695576號)

日治時期的台灣,除了日本政府殖民政策下扶植的西方醫藥體系,一直都保有民間流轉的草藥、膏藥、藥丸的隱線。而販售漢藥材的漢藥店更是從明代便已開始發展,尤其舊稱「府城」的台南,為發展之先驅。

1930年代後,因國際戰爭情勢、以及藥物的敏感性,日本逐漸被國際監控限縮古柯鹼的產銷,這時在台灣種植生產的古柯鹼產業,自然逐漸式微。於是後續進駐的企業、藥廠,紛紛將重點轉往金雞納,震驚於台灣種植環境的優越,進而發現台灣民間漢藥的潛力。

對當時的台灣人民來說,生病找西醫看診是極其奢侈的事,一般家庭無法負擔昂貴的看診及後續的藥費,故常自行上漢藥店抓藥;偏遠地區的民眾,更是仰賴後來有「行走的菩薩」之稱的外務員[11]挨家挨戶配送藥包。

這些都讓日治後期,乃至國民政府時期,漢藥的發展逐漸茁壯,是當時一般台灣家庭最可靠的救護夥伴,甚至連日本民眾也偏好漢藥。

(熱門台劇《俗女養成記》劇中的主要場景即台南的漢藥老店。圖片翻攝自俗女養成記粉絲專頁)

於是,1930-1945年間,短短的15年,台灣的漢藥產業如雨後春筍,除了前述武田、資生堂、塩野義這些日本知名大藥廠的進駐外,台灣本地的漢藥行[12],也逐漸成長,甚至日後轉型漢藥廠,直到成為今日的國際大藥廠。

六、戰敗後隨日遠去的藥仔會社餘暉

1945年,美國終於在廣島和長崎分別投下報復性、逼迫性的「小男孩」和「胖子」原子彈,同年8月15日,昭和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,日本在台政府及在台日人,將全面退出,由國民政府接管台灣。

日本人走了,滿山的藥樹卻帶不走;同樣帶不走的各藥廠也紛紛被國民政府接收,包含藥仔會社。

但國民政府接收到的,已是被盟軍轟炸得滿目瘡痍,甚至製藥工廠與宿舍區間更被炸出約球場大小坑洞的藥仔會社,因其為首要攻擊之戰略點。

台灣的土地和人民,從來無權決定自己的命運與走向,無端捲入時代的紛爭與戰火中,實屬坎坷悲哀。

說起藥仔會社,這個曾經的遠東最大,其餘暉亦隨日本戰敗遠去。實際在國民政府接手時,這頭曾經的巨龍,也已是夕陽紅,其企業的資產已遠不如武田、資生堂等後進的大藥廠。不到20年,頹然從寶座跌下。

(藥仔會社在國民政府接手時,總資產已不及後進的武田、資生堂等。圖片來源:國史館資料)


戰後,藥仔會社和這些大大小小的殘存藥廠、設備,經改組整併入「台灣醫療物品股份有限公司」。

其尚留存的完善建物,宿舍之產權分為三部分,其一由原藥廠臺籍員工認購,其二因抵充欠稅,交由臺南縣政府作為員工宿舍,其三為最大部分,交由調查局臺南縣調查站作為員工宿舍。

而整併後的藥廠,因經營不善,於民國57年倒閉,廠房區改建為新東國中,孕育台灣的幼苗、未來的希望;縣府公家收有的單身員工宿舍,則改為新營日式宿舍,許全成先生[13]於民國45年受分配入住,自此萌始許家與藥仔會社老屋的緣分與回憶。

從一個苦澀的「毒/藥」開始,終究轉化出屬於台灣人的希望與甜蜜。


[1] 新東舊時光對面的建物(730台南市新營區東興二街10號)亦為藥仔會社的舊日本宿舍,為私人所有。

[2] 1923年創立營業。

[3] 當時軍用麻醉劑主要由「古柯鹼(Cocaine)」製成。

[4] Quinine, 瘧疾主要的預防與治療用藥。

[5] 嘉義中埔社口林場在1930年代後,星製藥進駐,儘管植栽面積少於藥仔會社,總生產量已高於藥仔會社。

[6] 說起奎寧被加入酒中的起因,還是為了在軍事行動時預防瘧疾呢!據傳是英國士兵覺得通寧水太苦難以下嚥,故混入琴酒中減輕其難以下嚥的問題,成為琴通尼(Gin and Tonic)的原型。跟台灣民眾做工前慣於飲用的「阿比(維士比)套維大力」等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
[7] 鼠疫及瘧疾曾長年造成台人與在台日人的大量病歿,但台灣自大量移民移入以來,本土的瘴癘及中國傳入的熱病等,人民對於病痛、病歿已是習以為常,視為「風土病」,即地方流行病,並無特別重視處理。直到日人治理之後,才大幅改善台灣衛生環境,並使鼠疫和瘧疾的傳染與影響降至最低。

[8] 竹苗一帶在1920-1939年間,多有遷入台南白河、新營的人口。

[9] 何況,高橋是賢曾任安部幸商店的社長,安部幸商店就是新營糖廠的股東與監事。實際無論新營糖廠還是藥仔會社,都是受日本政府指示扶植的企業。

[10] 據許嘉棟先生的訪談,當時藥仔會社周邊都是玻璃製造廠,專門為藥仔會社生產藥瓶,蔚為盛況。

[11] 藥包在日治時期又稱「便藥」。在衛生醫療環境仍不發達的當時,一個食物中毒都可能是致命的危機;藥包裡頭會放置基本的感冒藥、腸胃藥等(以漢藥為基底),由外務員(俗稱「寄藥包仔」配送。

[12] 如「奉勸堂」和「莊松榮」。

[13] 許嘉棟先生之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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